因為早前公私兩忙，已經很久沒有更新網誌了。中秋佳節，見到各位故友到訪，忽然有種溫暖感覺，不得不提筆寫上幾句，告訴大家：我仍健在啊！

        真的很多謝大家的關心、支持，林芸生是個文字農夫，你們是我筆耕的動力。

         獻上一篇零四年的舊作，《社會大學》，懷緬一個悄然流逝的年代。

社會大學 原載《世界博覽》，2005年02期

        在香港，如果你問一個中年人來自哪一所大學，而他又剛好沒讀過大學的話。成長於六、七十年代的他或她，就會驕傲地告訴你：我來自“社會大學”。

       在內地似乎就沒有這樣的說法了。 在今天的國內，高考競爭異常激烈。因為國內以高等教育作為社會競爭的主要機制，考上大學的人和沒有考上大學的人享用的社會資源有天淵之別。讀過大學的和沒讀過大學的人，基本上已被派入兩個不同階級。大學畢業了，才可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，才有機會向社會的高層攀爬。反之，如果你缺了一紙文憑，就算你有多豐富的社會經驗，也很難找到很好的發展機會。所以，大家都將一個大學學位看得無比珍貴。

       六、七十年代的香港，經濟剛剛開始起飛，大批大批的移民流入香港。當時的大學學位極為短缺，人們面對高等教育，必須同時有讀的能力和財力，才會考慮。沒有讀過大學的人，也不必為自己的學歷感到自卑，只要在適當的崗位上發揮才能，大家都有機會成就自己的事業。所以，當時絕大多數的青年人，都是在“社會大學”的磨練中成長的。

        那是一個艱苦的年代，為了生存，香港人起早貪黑地工作。到工廠裏去打工，到餐廳去做侍應，甚至騎著那當當響的老式自行車，車尾掛著兩個沉甸甸的石油氣罐、滿街滿巷地送石油氣去。每日辛勞下來，還不一定可以維持一家人的生計。七十年代，有一位風靡全港的歌手，名叫許冠傑，他唱過一首名曲《半斤八兩》，歌詞中寫道：“我地呢班打工仔，一生一世為錢幣~~做奴隸”，（“我地呢班”是廣東話，“我們這班”的意思），說的便正正是當年打工仔女心底的悲哀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穿膠花”是那個年代香港很流行的一個辭彙。因為收入偏低，人們為了多掙幾個錢，經常會從工廠拿一些“手作仔”（即小手工的意思）回家做做。“穿膠花”是塑膠花生產中的一道人手操作工序，穿膠花的人，只需將塑膠花一朵朵地穿在枝條上，便完成了。因為“穿膠花”的手工簡單，計薪容易，所以就成為了當時最流行的一種“手作仔”。據說今天的不少富豪，當年寒微之時，也曾經靠“穿膠花”來積累本錢。香港的首富李嘉誠，便是靠開塑膠廠起家的，名副其實的“穿膠花”大大頭目。

          我家中大伯七十年代時帶著妻兒舉家移民香港，因其北師大的文憑在香港不獲承認，所以只能在電子廠裏搬搬抬抬，換取微薄收入。為了維持基本生活，他們一家人便常常在工餘課後圍著那張吃飯用的圓桌，同心協力地穿起膠花來。如今臆想起來，該是怎樣一幅洋溢溫馨和諧的畫面啊！

          所以說，那也是一個浪漫的年代。想當年的工廠仔、工廠妹們，在車間裏一邊工作，一邊談笑，在繁重枯燥的工作中，互生情愫。想當年的藍領小夥子，在夜裏悄悄地敲打心儀女孩公屋住宅的玻璃窗戶，邀請對方週末到戲院看肅芳芳、陳寶珠的電影，到新界去郊遊，到公園裏坐坐，談談心，到維多利亞港的海旁，在璀璨的燈光下緊緊擁抱。生活雖然艱苦，大家卻都過得有滋有味的。

         我認識一個朋友，她的母親就是那種典型的工廠妹，十九歲就嫁給她的父親，生了三個女兒。十幾年下來，終於有了自己的房子，生活也逐漸富裕起來。我看著她家中几上那張父母的黑白合照，再看看旁邊那張三姊妹在公園滑梯上的彩色合照。除了‘羡慕’兩字，再也找不出其他恰當的辭彙來形容我當時的心情。像他們這樣的一對夫婦，雖然不是什麼大人物，卻是香港繁榮的創造者；雖然沒有讀過多少書，卻是社會大學的高材生，當之無愧。

          就在這班“社會大學生”的默默耕耘下，一個僻靜的漁港得以茁壯成長，成為今天的國際都會。而這些“學生”也都開始各有所成。當年的工廠仔、工廠妹、大都已成家立業；當年的侍應，成為了餐館的老闆；商店的店員，也紛紛自立門戶。風風雨雨中，他們各有各的成就。雖然也有無數失敗的例子，但回首一起走過的重重波折,他們自能大聲地、驕傲地告訴你：我是來自社會大學的！

          反是今天的香港，物質的繁榮帶來了人們心靈的空虛。加上近年經濟不景、青少年失業率連年高企，乃造成時下青年忿世嫉俗的性格。你要是在香港遇到一名失業青年，問他來自哪所大學，而他又剛好沒讀過大學的話，他或她大抵只會告訴你：我來自“福建大學”(fucking you)！

           林芸生        寫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十日